[37]《告知同意指南》附录A根据未成年人是否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受众设计了不同的核验方式，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可以参考。
公共论坛之所以在封禁特朗普和平台公共性的讨论中被高频使用和误用，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公共对话（public discourse）和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等概念发生混淆。选择网络中立只是因其非常典型地代表着第二阶段规制的特点。
但CDA刚一出台，就因侵犯言论自由被告上法庭。近日，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是否可以禁止社交平台删除言论[v]的讨论，则是这一争议的最新发展。某一场所被认定为有限公共论坛之后，通常会比照传统公共论坛处理。每位法官任期三年，可最多连任三次。在解释对特朗普无限期封号的理由时，扎克伯格强调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前的十三天是非常时期，因此必须采取非常之法。
[l]同年11月，脸书正式宣布成立独立的治理和监督委员会。经典言论自由的分类则是指，某些类别（category）言论因其离政治言论较远且具有较低价值（low value），因此可以对其内容进行规制。[34]领域说和事项说本是行政许可设定权的两种解释方案，由于《行政处罚法》第13、14条采取与《行政许可法》第14、15条相同的语言表述（尚未制定……），也被学者类推适用于行政处罚权的解释上。
[74]参见施立栋：《绝对化广告用语的区分处罚》，《法学》2019年第4期。在美国著名的谢弗林案[52]中，法官认为，执行过程中的日常经验使得行政机关更为熟悉管制领域，行政解释更富有说服力。该条旨在限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违法行为。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处罚法定原则 违法行为 要件要素 。
（三）规章设定权的规范空间 1.领域说与行为说之争 按照《行政处罚法》第13条第2款和第14条第2款的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11]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但并未明确规定对驾驶人或所有人的行政处罚。
从目的性限缩角度，不能一概认为凡是具有断言色彩的措辞皆属于绝对化用语。而处罚法定原则奉行分散适用的逻辑，《行政处罚法》主要系程序法规范，其本身并不设定违法行为，各种违法行为由不同领域的各级实体法规范分散设定。该论代表人物美国贝兹伦法官则坦承：那些非常复杂、难为一般人所理解的科学判断事项，已经完全超越我们法官的制度能力之外。[37]对于这些上位法未规定的逃避缴费类违法活动，规章可通过执行性立法将其设定成违法行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判断是行政处罚上的涵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将已确定的事实，看看是否能套进经过解释的法律，套进去与否，即一般所称‘subsumition的过程[5]。[27]参见朱宁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支持型备案审查案例备案审查为地方立法探索提供支持》，《法治日报》2022年1月11日第5版。[35]显然，这些内容均不涉及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根据《立法法》第65条，对于为执行法律规定的事项（执行性行政法规）、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范围的事项（职权性行政法规）和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法律保留事项（授权性行政法规），可以制定行政法规。
[3]应受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不等于构成要件，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是成立要件判断的第一阶层，是指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既可能合二为一，也可能彼此分离。
而规则的明晰程度，与执法人员个人的执法风险是密切相关的。《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50条则将上位法规定的违法行为扩大至船舶修造、船舶拆解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格。
由此，如果采取领域说，那么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行为范围并没有特别限制……规章可以就所有类型的行为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36]。（一）行政法规设定权的规范空间 违法行为的设定作为一种立法活动，除了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规范以外，也受到《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调整。这一方面为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留下法续造和法解释的开放认知空间，但也要通过明确性原则和具体化规则为其铸造藩篱。反之，如果采取行为说，则可与《立法法》的配置逻辑保持协调，即：尚未制定法律、法规是指，该领域已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并且上位法对某种违法行为未作规定的，规章始得补充规定。但基于违法原因较为复杂、行政处罚实践中难以执行、社会效果不一定好等因素的考虑，[10]立法者可能故意只作义务性或禁止性规定，而不对其设置相应的罚则。这是因为，授权立法的内容仅限于《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11个法律保留事项，但其中除了第5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即行政拘留）这一禁止转授的绝对保留事项外，其他均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
[9]参见胡建淼：《论行政处罚概念的法律定位》，《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中的携带管制器具等概念即属于要件要素的范畴，必须根据这些要素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判断相对人的行为事实能否被认定为应受处罚行为。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一般被称为法律效果法定，其决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在行政法上该当何种责任后果。其中，违法行为确立了法律推理的抽象行为规范，可视为该当性判断的大前提。
[44]参见雷磊：《重构法的渊源范畴》，《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但是，实践中通过分拆工资或者通过劳务外包、劳务派遣等方式逃避缴费的现象较为普遍。
这表明，在法律未规定的前提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性法规的违法行为设定权原则上持否定态度。[70]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答复也得到法院的认可及援引。[72]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作为一种法的续造活动，尤其要参考规范（主观或客观）的目的，以目的性限缩的方法约束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而类推则是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根据犯罪的实质概念作出判断，因而与罪刑法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67]。
在法理上，将适用于当事人的规则公之于众，被认为是良法必备的内在道德之一。尽管这是有利于相对人的具体化方案，但初次违法的本义是一个时间而非空间概念，而且参照作为其对应概念的累犯而言，[63]以1年为时间单位来界定初次也显然过于宽松。
规章享有违法行为设定权的前提是没有上位法规定，即尚未制定法律、法规。领域说认为，尚未制定法律、法规，是指某一行政管理领域尚未制定法律、法规。
[23]地方性法规的构成要件设定权不仅在实践中广受呼吁和运用，也得到理论上的支持。（二）地方性法规设定权的规范空间 基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求，扩大地方的行政处罚设定权限被作为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之一。
否则，脱离目的限缩对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具体化，将会不当扩大应受处罚行为的范围，从而导致规制过度甚至规制异化的不欲后果。[30]参见戴杕：《美国立法授权司法审查中的可理解原则》，《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11]此时，这种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仅属于一般性的秩序违反范畴，由于立法者认为其不具有行政处罚上的可罚性，而未将其上升为《行政处罚法》上的违法行为。其次，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需求，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的具体应用解释进入要件要素的适用。
空白要件是指法条中只规定部分构成要件，而将应受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某些要素委诸国家规定技术标准等其他规范性文件予以填补。[50]参见雷磊：《法的渊源：一种新的分类法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运用》，《河北法学》2021年第11期。
然而，要件要素的认定已涉入法解释、法续造的领域，面对专业性极强且变迁迅速的行政管理事务，立法对违法行为的设定不可能事先作出面面俱到地布置。[45]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3]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修订三版，第123页。未来，应当加强标准公开的数据库建设和检索，凡是行政处罚法律规范所援引的技术标准，原则上都应当向社会免费公布。
